从丹麦庄园史看丹麦的变迁

丹麦曾经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事实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丹麦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翻阅一下丹麦的历史,丹麦曾经实行过两次土地改革,一次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叶。人们普遍认为,丹麦历史上的这两次土地改革,奠定了丹麦整个发展史的基础。直到今天,丹麦的行政框架依然是在这两次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循序渐变、不断优化而形成的。

满江红 ♡ 相识于山大三十五周年有感

从 35 年前的今天怀揣梦想进入大学校门,35 年之后的记忆原来是这样的:

sdu_main美丽泉城,金秋季、一九八一。
临东海、泰山足下,浩然有气。
年少青春心灿烂,八三笑脸光学系。
首相识、携正茂风华,学时是。

时飞跃,功名第。
游四海,学奇艺。
过三十五载,各怀绝技。
学贯中西明是理,知悉古今通天地。2015-10-16 14.48.00
再聚齐、忆过往情深,喜极泣。

注:第二张是我们当时的宿舍楼,代表了故土情深;第三张是我同宿舍的同学,他因为工作忙很少参加同学聚会,所以挑这一张最难得的聚会照代表同学友谊;第四张是我们入学时小树林里的

2015-10-16 14.18.54aIMG_1023一棵小树如今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代表今昔对比和生活的变迁。回到第一张,是大学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时我不能参加而制作的宣传画,代表学术上再大的成就也比不上一个幸福的家庭。35 年下来记忆里就这四样东西了。

中国之夜

丹麦朋友 Klaus 从中国旅游回来,兴冲冲地给我们打来电话,约好时间去他家里吃晚饭。他同时还邀请了另外两位与他此次中国之行有关的中国朋友小A和小B共进晚餐,以畅谈他此次中国三周行的感受。由于他此次邀请的都是中国朋友,要谈的也都是中国的事情,因而他把此次聚会称为“中国之夜”。

Klaus 与我同在一座楼里办公。早在半年前,当他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时候,便与我谈起了他要去中国访问的计划。后来我又了解到,Klaus 曾于 1978 年去中国考察过一次,他的妈妈于二十年代出生在中国的上海,此次他们母子同行,带有一定的“故地重游”的含义,因而他们,特别是 Klaus 的母亲,内心的喜悦禁不住溢于言表。行前,Klaus 请我们到他妈妈家共进晚餐,为他们介绍一些去中国旅游的注意事项。作为一个出生在上海的丹麦人,Klaus 的妈妈首先关心的是她在上海是否还能找到她当年出生的地方。为此,我们特意为他们安排了到一位上海朋友家共进晚餐的日程。他们对中国的太极拳,中国的地方戏剧,以及中国公园里的集体舞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届时要亲自去尝试一番。

三个星期在中国,他们随团游览了北京、西安、桂林、上海、杭州等地,体验到了登上长城方好汉的喜悦,欣赏到了兵马俑所展示的中国古代繁荣,亲眼目睹了桂林的山水甲天下,置身于上海这个东方大世界里那豫园那玉佛那龙华寺使他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西子湖畔一叶扁舟把他们荡入了一片神仙世界……。除了夏季的烈日炎炎、间或阴雨绵绵使他们略感不适之外,其它的一切都是那么尽如人意。他们满是收获,兴奋不已,带回来的不仅仅是数不清的风光美景、画中丽人,还带回了更为珍贵的纯洁友谊、“故土”情深。

“中国之夜”以放映 1978 年的幻灯片拉开序幕。看着幻灯片中那个年代的街头巷尾、衣食住行、人文景观,的确象是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虽说照片也是彩色的,但从照片上却看不到太多的色彩。也许西方人到了中国更注重涉猎他们想象当中的中国色,所以幻灯片上多次出现了诸如街头路面破烂王、粮店门前排队长、清晨早起刷桶忙的画面,全然不见高楼即将拔地起、童叟少壮展新姿的端倪。从整个画面看,那时的中国大地确有几分百废待兴之势。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的是他们此次中国之行所拍摄的许多照片。中国十四年的巨变,体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上,体现在人们的精神面貌上,体现在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上,体现在商店里琳琅满目的物品摆在货架上。天似乎变得更蓝了,人们笑得也更甜了。要吃饭不再是排大队等冷脸,自有那笑脸相迎的服务员连拉带劝、百般耐烦。要吃活鲜是不是?您稍等。转眼就是一条大蛇呈现在你的面前。先是剖腹取蛇胆,兑上一杯美酒,一饮而尽,保你上下通气、颐养天年;再是蛇肉味道鲜,不吃此回心不甘。这丹麦人还真怪,平日里你要是告诉他们吃狗、吃猫、吃老鼠,他们的眼睛会瞪得跟嘴巴一样大,可是他们在做蛇羹的现场竟然毫无畏惧,把弄蛇人的一举一动全都留在了照片上。虽说那弄蛇人整日里与蛇打交道,但每次弄蛇的时候,其紧张的神情还是全然留在了画面上。

“你们家的房子很漂亮,” Klaus 的妈妈指着一张照片对小A说,这是小A来到丹麦之后她家才搬进去的新居,“你们一家人对我们也特别好。” Klaus 的妈妈在感激之余,话语中也不时带有几分幽默:“上海的变化太大了,就连出租司机也不认路了。当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家的时候,你爸爸已在烈日下面等了足足有两个小时了。可怜的他哟!”她的一番话把我们大家都逗乐了。

Klaus 也拿了一张照片对小B说:“看看这是谁。”“哇噢”一声,差一点没把小B给高兴得热泪盈眶。照片里有她日夜思念的家人之一--二姐。原来,在 Klaus 和他妈妈游览上海时,受到小B家人的热情接待,并由其二姐带他们乘坐了颇具上海特色的黄浦江夜景游览船。“当我们坐在黄浦江夜景游览船上的时候,看着浦江两岸的万家灯火,我们完全忘记了那是在中国。不,不,是黄浦江两岸的夜色把我们给迷住了,我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很显然,我们在座的几位中国人都被 Klaus 的情绪打动了,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越变越美?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国越变越强?    接下来我们又一起欣赏了其它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凝结了一个故事,每个故事叙述的都是中国这些年的变化。中国的戏曲已欣然走进了西方人的脑海,他们在欣赏地方戏曲的时候已不再只是看看热闹,而是要弄明白其中的每一个情节。与此同时,境外的卡拉OK也已深入到中国大地上每一个娱乐场所。但更为有意思的是,卡拉OK的词曲已不再仅限于港台或大陆流行歌曲,一些简单易唱家喻户晓的歌曲也已进入卡拉OK的行列,这尤其吸引了众多想在中国一过卡拉OK瘾的外国游客。当“中国之夜”渐入佳境的时候,Klaus 为我们哼唱了一首他在中国游览期间学会的卡拉OK:“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立时博得在场人士的热烈掌声。可以肯定的是,Klaus 不会认识上述歌词中的任何一个句子,但是他很完美地把这首歌给唱下来了。    夜深了,“中国之夜”已进入了尾声,但所有人的聊兴都依然正浓。每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希望:作为一个环保方面的专家,Klaus 希望以后与中国同行建立越来越多的业务来往;Klaus 的妈妈希望自己的出生地越变越美,将来有一天她要再一次“寻根访古”;而我们每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则憧憬着自己的祖国将来有一天真正地强大起来,期待着东方真正变亮的那一天。但无论各人的希望如何,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愿“中国之夜”结束的时候,一颗中国之星又悄然升起。

(注:本文原载于《美人鱼》杂志1994年第六期)

袖珍海岛——克里斯丁

丹麦由大大小小的四百多个岛屿组成,而克里斯丁(Christian)岛则是小岛之外的又一个小岛。该岛位于波恩荷尔姆(Bondholm)岛东北(远离丹麦本土方向)约20公里,又由三个更小的海岛组成,其中两个较大的海岛由一座小桥相连,有人居住,另一座小岛则为鸟的家园,上面栖息着几十种各种各样的海鸟,数之不尽。

一个偶然的机会,随丹麦技术大学CDC学生实习队赴克里斯丁岛,在岛上滞留了三天,对如此袖珍海岛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与其它的旅游胜地不同,克里斯丁岛不是以造型别致的建筑物、奥秘其中的博物馆、激动人心的游乐场来吸引游客,这里实在是没有什么象样的建筑物,也没有什么奇妙的博物馆,更没有什么诱人的游乐场。这里有的只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陆地,120人的居民,60座由丹麦本土居民建造的别墅。另外岛上还有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一家餐馆、一个小卖部、一间邮电所、一个航标塔……,当然,沿着小岛环行一圈,还可以不时地见到大大小小的炮台,那是克岛居民当年抵御外来入侵的见证(经辨别方向,炮台多数对准俄国方向)。还有的就是满天飞翔的各种海鸟和它们那抑扬顿挫的叫声,配着一阵阵的波涛声,构成一幅绝妙的大自然画图。长期处于劳累中的人们来到克里斯丁岛上消闲几天,就这么顺着海边漫步,听着浪涛声和鸟叫声构成的这首交响乐,绝对可以亲历置身大自然的美好感受,并使疲劳的身躯得到良好的恢复。

克里斯丁岛上的居民主要以旅游和打鱼业为生。不要小看岛上仅有120位居民,他们每年接待的游客可多达7万2千人。游客多数来自德国,他们也正是受够了大工业城市带给他们心灵上的无限压抑和身体上的无限疲倦才来到这个原始、自然的小岛上而尽情享受这风光美景的。打鱼人则为岛上居民和游客提供新鲜的海货。一般说来,只有够上一定尺寸的鱼儿们才有“资格”被人享用,其它的那些“小可怜们”则又被重新放归大海。

克里斯丁岛实行(一名)长官负责制,长官由丹麦国防部选派,由此便可看出丹麦对此袖珍小岛的重视程度,据说这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为了保持小岛的自然风貌,丹麦政府规定保留现有的60座别墅,不准再以任何形式新建或扩建别墅。所以,谁要想在此小岛上得到一座别墅,只好等这60座别墅中的哪一位主人要出手的时候才能如愿。

航标塔楼是岛上的制高点,登上楼顶,小岛概貌可一览无余。但见一门门的大炮依然威武挺立在海岸线上,凝神眺望着远方,日夜守卫着克里斯丁这个袖珍小岛。波涛不断地拍打着案边的礁石,溅起一层层白色的浪花。各种各样的海鸟则伴随着不息的浪涛声在空中尽情地飞翔。整个海岛动中有静,层次分明。

除了炮台、波涛和海鸟以外,岛上的另一景观是孵蛋的野鸭子,无论走在岛上任何地方,只要是有小草丛的地方,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个神情专注、充满戒备心理、羽毛呈棕色的鸭妈妈。丹麦朋友介绍说,鸭妈妈在孵蛋时,有着极强的自卫意识,一旦有人要靠近她和她的“孩子们”,她全身的羽毛都会竖立起来,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岛上的居民非常爱这些野鸭子,称它们为“岛上居民的终生伴侣”。居民们深知鸭妈妈们的心理,所以从来不去打搅她们。有时候鸭妈妈出去觅食把鸭蛋暴露出来,人们会在鸭蛋上盖把草,怕的是被海鸥看见会把鸭蛋给偷吃了。

尽管大家一再互相提醒不要去触犯那些鸭妈妈们,后来还是发生了一起小事故。当我正在给做实验的学生们摄象的时候,不知不觉地脚步移近了一位正在孵蛋的鸭妈妈。由于我当时背对着她,所以并没有看到她当时是如何地惊恐万状、怒火填膺。但从她“呼啦”一声的惊飞,便可略见一斑。象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做实验的几位学生和当地的几位老乡都围过来看。在一个草窝里共有六个浅绿色的鸭蛋,与我们通常见到的鸭蛋没什么区别。马上有一位老乡拉了一把草盖在鸭蛋上。有趣的是,被惊走的鸭妈妈经过几分钟的“思想斗争”之后,还是毅然决然地回来照看她那未出世的孩子们,正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情真意切。当鸭妈妈看到鸭蛋旁边还有人的时候,就找了一块离鸭蛋几米远的地方蹲了下来,即使我们装作未看见她的样子也无济于事。待我们打点仪器离开那块地盘,鸭妈妈这才蹒跚着步入她那温暖的小窝。

由于岛上一直保持着原始的自然环境和有着众多的鸟类,从而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鸟类的场所。起初走在田埂上,看到一张张象排球网一样的东西,还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与丹麦朋友谈起,方知那是科研用网,为的是用网眼大小不同的网捕获身材各异的鸟,作上一定标记,再放回空中,等第二次捕获同一小鸟的时候便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资料。与朋友谈过之后,这才想起我们岂不是还给岛上科研人员搞过一次破坏吗?原来,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张网上有几个被缠住的小鸟,可怜之极,便想放它们一条生路。但由于小鸟的羽毛插入网眼中,加上它们急于逃生,一个劲地扑腾,致使我们的救援工作不能顺利进行,最后只好动用剪刀将网眼剪破才把它们解救出来。但有一个小鸟还是不放心,急于从我们手里逃脱,双翅一用力,它自己倒是跑掉了,但它的尾巴上的羽毛却依然留在我们手里。更有甚者,刚刚被从网上解救出来,急于逃生却不辩别方向,最后导致重受“二茬罪”。可怜的鸟儿们!

短短三天的克里斯丁岛之行很快就结束了,那里没有激动人心的场面。但也许正是浪涛声和鸟叫声掩盖下的那份大自然的宁静与安逸,才构成了那幅迷人的画图。克里斯丁——一个美丽的名字,一个迷人的海岛。

(注:本文原载于《美人鱼》杂志1994年第五期)

留洋的困惑

由于语言、文化以及生活习俗等各方面的差异,一个“外国人”在工作或学习过程中,总是要遇到这样或那样的辛酸,尤其是一个中国人,当祖国还不富裕的时候,在一个发达的西方国家当一个“外国人”,则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就更是别具一番滋味。

九十年代初,在经历了八九六四风波的洗礼之后,在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片制裁声中,我只身一人来到了远离祖国的北欧小国丹麦。虽说丹麦只不过是一块弹丸之地,人口也不过区区五百万,但丹麦人却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好斗心理,在对外交往上一直处在一个比较活跃甚至有些过激的位置上。据说八九六四风波之后,丹麦首当其冲,是第一个发难制裁中国的西方国家。虽然说政治总归是政治,不应当影响民间的交往和学术的交流,但初到丹麦之时,偶与丹麦人聊天,他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便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和丹麦逢年过节总能听到的鞭炮声(因为丹麦这里能见到的鞭炮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并因此丹麦人把鞭炮称为“中国人”)。也就是说,在许多丹麦人的眼里,中国的古代文明加上中国的现代文明,也不过就是这两种响声。这不能不使每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祖国的中国人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丹麦对中国了解太少,世界也是。

有一次与几个朋友一起,走进前苏联的一家外汇商店,本来也只是去随便浏览一下,却与售货员搭上了话茬。话没说几句,售货员便进入了“正题”,问我们是不是日本人。自然,在欧洲人的眼里,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甚至朝鲜人或越南人都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一个这样的人走在欧洲国家的街道上特别是象“外汇商店”这样的地方时,首先被当做日本人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日本人有钱。我们当时也就顺台阶下驴给售货员来个以假乱真,回答是日本人,还跟售货员扯了几句“日本话”,幸亏售货员也不懂日语,我们才没至于漏出马脚。从外汇商店出来,我们走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忍不住地一阵大笑,但不知是开心的笑还是苦涩的笑。一位朋友渴了,正好路边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拧开胡乱喝了几口,水洒了一地,反正“要丢脸也是丢日本人的脸”。引起一行几人的大笑。这一次是开心大笑。

说来那已是几年前的事情了第一次被当作日本人,主要还是觉得好玩。及至来到了丹麦,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便再也不觉得好玩而是感到有几分困惑了。

有一次在哥本哈根与朋友一起坐游船,恰巧经过丹麦国家银行金库,当时正与一瑞典人聊天。他开玩笑说,丹麦的金库不算大,因为丹麦太小,人也少。他转而又很认真地问我:日本的金库一定很大吧?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怎么知道?但又一想才明白,他肯定是又把我当成日本人了。

有一次参加朋友举行的晚会,和一位刚刚认识的丹麦人聊天,他一副很热情的样子。但话没说几句,他就向我介绍说,他那天下午还刚刚在家里接待了一位日本朋友。言外之意,他那一天是跟“日本人”有缘了,下午刚刚接待了一位日本人,晚上又遇上了一位“日本人”。我赶紧向他声明,我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这才避免了误会的进一步加深。

有一次去德国旅游,所到之处时常地有人把我们当成日本人,以至于在一个博物馆的售票处,售票员一见面就非常主动地介绍说:他们备有日文说明书。我们说:日文的不要,有中文的吗?他当时显然闪过一丝惊讶,但转而还是笑脸相迎,连声说:有,有。在放说明书的柜子里正经翻了一会儿,才为我们找出“中文版”的说明书。当时我们的确有一种特殊的自豪感,无论如何,那是我们第一次在一个西方国家的博物馆门前买到真正的中文说明书,因而把它视为珍宝。

终于有一次,当我们走近一座教堂,正在对它评头论足,讨论进去还是不进去的时候,背后突然冒出一句:你好!那是××教堂。在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被当成日本人之后,第一次走在德国的大街被当成中国人,差一点把我激动的热泪盈眶。世上毕竟还是有识“泰山”者!于是我们回过头来跟那位识泰山者聊了几句,这才知道,他曾经作为德国某公司驻中国办事处的代表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因而能识别出中国人并会说几句中国话。    带着这样一个美好的经历,我们离开了德国。

事后与丹麦朋友谈及此事,他们也深有感触地说,的确是很难想象一个中国人会从那么远的地方到欧洲来上学或旅游,特别是如果你的胸前再挂上一个印有“CANON”、“NIKKON”等牌号的照相机或射像机,几乎百分之百的西方人会把你当成日本人,没有几个人会想象你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眼里,所谓中国和中国人,也就是诸如“红高梁”、“秋菊打官司”、“菊豆”以及“边走边唱”等电影里展现的那般风貌。如何与一个穿西装革履、背“佳能”、“尼康”的黑眼、黑发、黄皮肤的人联系起来呢?他们甚至难以想象中国怎么会有高楼大厦,怎么会有“十八里红”以外的美酒,怎么会有色彩斑斓的服装,又怎么会有飞速发展的经济。

这当然与舆论宣传有关系,就如同人人皆知的鞭炮,因为放鞭炮时即有响声、又有火花,给人们添乐,给节日增彩,所以人人都知道鞭炮是“中国制造”,这就是一种宣传。

中国人出国难,出了国就更难。丹麦是北欧国家,又是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各成员国之间有着许多互惠互利的协议,这为人们的旅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再加上丹麦在世界事务中所充当的活跃角色,使得世界上很多国家与丹麦有着便于人们旅行的协议。所以,丹麦人出国旅行,很少存在签证问题。而中国人则就大不一样了,只要你想迈出丹麦一步,签证便是首先要考虑的。如果说没有刁难,仅仅是填填表、履行该尽的义务也还罢了,可很多时候,你也就是去某个国家旅行一个星期甚至更少的时间,等签证的时间却要花上一个多月,还免不了的要收你直少数百克朗。更为可恨的是,申请签证时,又要你出示经济担保,又要你出示在丹工作或学习单位的证明,证明你还会在这里继续干下去。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你需要证明你不会赖在他们的国家里不走了。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本护照就这么不管用,还不足可以证明我们有一个比他们的国家大的多的地方去待?或者说就真有那么多中国人已经赖在他们的国土上不走了?那里真的就那么好?

中国人一向讲究“入乡随俗”,这是中国人的美德。所以来到国外之后,我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学会适应当地的生活习俗,吃西餐,使刀叉,这是最起码的。可是也有那喜好吃中国饭的外国人,按理说,既然是吃中国饭自然是应当用筷子了。但这并不是必需的,因为事实上也没有几个老外真正地会用筷子。所以当中国人请外国人吃中国饭的时候免不了要问问人家要用刀叉还是用筷子。这是尊重个人的选择,是中国人的美德,是中国人的宽容大度。用刀叉吃中国饭也就罢了,吃饺子的时候也要像吃西餐一样,把一个好端端的饺子切成三截,等那仅有的一点热乎气儿(香味)都放完了,再用叉子一块一块地把那碎饺子塞到嘴里去,然后还一个劲地说好吃。这还叫吃中国饭吗?

这一切的一切经常使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注:本文原载于《美人鱼》杂志1994年第五期)

中国人

许多年前,曾经有一本引起不小轰动的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虽然笔者未曾读过此书,但从书名便可以看出,这不是一本为“中国人”唱赞歌的书。于是一个疑问便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中国人为什么要自己说自己丑陋呢?

当我们还在国内的时候,“中国人”的概念在我们的脑海里似乎并不是很清晰,因为几乎见到的每个人都是中国人。倒是偶尔见到的几个外国人更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这才有了崇洋媚外,因为物以稀为贵,珍贵的东西总是要得到人们的青睐;因为外国很远,遥远而不可及的东西则总是令人心往神驰并念念不忘的。这才有了时至今日仍经久不衰的出国热。

及至我们真的来到了国外,才发现,原来“中国人”的概念是如此地清晰,因为这里的中国人实在太少,每个中国人都被孤零零地显现出来。于是当中国人陌路相逢的时候便显得格外地亲切,以至于看到哪怕是中国人共用的中国字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于是在国外的中国人才会自发地组织起这样那样的社团,是为了中国人之间互相有个照应,于是每个中国人都以为所有中国人都会热心地帮助中国人。于是中国人也就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会为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容誉而尽心尽力。

然而却偏偏有那么一些中国人,他们并没有因为来到了国外而感受到任何的变化,他们依然是对周围的中国人视而不见,他们依然是崇洋媚外,有时候为了得到外国人的一个笑脸而全然可以丢掉中国人的人格。这样的中国人生活得很潇洒,他们对中国人的事情莫不关心,而且也意识不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当外国人说中国或中国人不好的时候,他们会深有感触地说:这的确是真的!而当外国人说中国或中国人好的时候,他们则会不以为然地说:那根本就是假的。

有一些中国人,他们的确感受到了来到异国之后的差别,他们既能看到周围的中国人,也能看到周围的外国人,他们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但他们却忘记了自己是谁,因为他们专门干坑害自己同胞的事情。这样的中国人会专干投外国人所好的事情。有的外国人以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些落后现象来取乐,这些中国人便会担当起为外国人搜集“情报”的角色。当自己的同胞被外国人取笑的时候,他们会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称这些人为当今的“汉奸”恐怕并不过分。

还有一些中国人,自己已出得国来,顿觉一身轻爽。他们在自己立稳了脚跟以后并不是在学业上下工夫,而是做起“过河拆桥”的买卖。他们可以找出多种借口,并设法接近当地要员,借助他们某些莫名其妙的猎奇心理,靠外国人的力量来达到他们那些莫名其妙的目的。这些人大概是丧尽了天良,因为他们应当知道争取一次出国的机会有多么的不易,他们应当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和自己的亲戚朋友在苦苦奋斗。其实又何必呢?都是中国人,都有一颗维系在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心,不互相帮忙也就罢了,也到不了互相拆台的地步!可反过来一想,这些人也真是不容易,来到了国外不去与外国人分上下,却专来与自己的同胞比高低。而当他们终于发现连自己的同胞也比不过的时候,便干起了“过河拆桥”的勾当。要说这些人活在世上也够累的,不是吗?!

值得庆幸的是,上述这些中国人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确在尽心尽力地工作着,他们维护了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一方面,他们与外国同事友好相处,认真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项目,既增长了自己的才干,又在外国同事面前树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和个人形象;另一方面,对个别外国人以中国的某些落后现象以及整个国家还比较贫穷的现实来取笑甚至谩骂中国和中国人则给以巧妙的反击。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外国人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只是根据所受到的宣传来评价中国。有些时候他们的论调也是很荒唐的,因而也是很容易被改变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公正的评价,而这完全是靠中国人的实干争来的,决不是靠投人所好、卑躬屈膝捡来的。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只有当中国和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中国人才会真正得到世人的尊重。

借用中国一句古话:“先做人,再做中国人。”

(注:本文原载于《美人鱼》杂志1994年第四期)

丹麦人日常生活一瞥

两个孩子一条狗,
幸福家庭随处有,
全家老少吃罢饭,
电视机前乐悠悠。

人均收入属前茅,
社会福利也很高,
唯有税收压死人,
不堪重负谁知晓。

位置靠近北极圈,
气候不热又不寒,
自顾家门也好客,
宾至如归感春暖。

妇女地位的确高,
这可不是开玩笑,
夫妻同担家务事,
谁也不能图逍遥。

天多阴雨遮太阳,
人爱旅游找福享,
每到春后五六七,
度假南飞沐阳光。

(注:本文原载于《美人鱼》杂志1994年第四期)

人与人之间

保尔·贝登,一位和中国及中国人有着深厚友情的丹麦老人,于1994年6月8日傍晚离开了人间。次日,这一爆炸性的消息震惊了所有与保尔有过交往的中国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要为他尽上最后一份情谊。于是……


当门铃响起的时候

作者:孙少波

楼门的门铃响了/是两声/我的第一反应/这是保尔/一个亲爱的朋友/是中国留学生共同拥有的/朋友。

我急匆匆地冲出办公室/去开门/但站在门外面的/却不是保尔/永远也不再会是保尔/他走了/永远地走了/走得那样匆忙/没有来得及说声再见/他从来也没想要离开/这个多彩的世界/还有那些中国朋友。

很多次门铃响起的时候/都是保尔/一个慈祥的老人/站在门外/焦急之中留露出/几分抑制不住的/喜悦。

我们用力握住他的手/带有几分调皮/更带有几分真诚/象每次一样/我们为他准备好/一杯茶/送上一个苹果/也或许/还有几片面包/却都是一样的真诚/他很高兴/真真地是发自内心/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却给他/也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欢乐。

当门铃响起的时候/再也不会是保尔/那位虔诚的基督徒/曾把中文圣经/送给他的许多/中国朋友。

别人有了困难/他会说/请上帝帮助你/虔诚地向上帝祷告/别人受到挫折/他会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要你真诚地追求/他还有那么多话要和朋友们说/他还有许多问题要寻找答案/但他有点累了/他要去寻求上帝的帮助。

教堂的钟声响了/我们都去为他送行/二十多个人的名字密密麻麻地签满了那张洁白的卡片/一个硕大的花篮寄托了所有中国朋友的哀思/安息吧/保尔/相信你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时时感受到/你的中国朋友们/对你深切的思念。


打往天堂的电话

作者:夏之宁

现在仍盼望你能来电话,不时也想给你去个电话,同你谈上几句。在你远去之前,我们是经常在电话中交谈的。电话铃声仍然天天也响,可那给人的提问却是“还是你吗?”。你的笑容尚在眼前,来自你的礼物依旧还放在原处,可我却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你已离我们远去了。

无穷的回忆是伴随你慈祥的容貌永存的。不过,最难忘的还是同你无数的电话交谈。从这里我了解你–一个丹麦老人的喜乐、信仰、还有人生,也懂得了不少的--作为人应怎样更好地“为人”,“待人”。

作为平常人,电话中谈得最多的还是平常的事,以及你同我们这些来自东土众人之间的无穷无尽的小故事。你曾告诉我…这天上午你去见了那位中国朋友,…后来,又在皇家农学院结识了一位刚来丹麦的中国学生,…下午还帮助张三翻译了来自Kommune的文件,…李四送给你一件作为中国传统医疗器件的小礼物,…别错过今晚电视台播放的来自中国的专题报到…。都是小事,都不是大事。可除了你,谁又会告诉我,谁又会告诉中国人呢,其他丹麦人谁又会关心我们中国人这些杂七糟八的琐事呢?

如果说保尔你八年前去中国时体验到了中国传统的伟大“人情”,而可贵的是在来到异邦的我们在慢慢地将这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的美德渐渐淡忘之时,是你以朴实的言行和善良的心告诉了我们那还是怎么回事儿。句句普通的言语,包括你那高额电话费,将你的爱心带进了我们的办公室,带进了我们的家:  “…天气预报说,天快变凉了,明天上班多穿点吧…”

因为我们不懂丹麦语。

“…工作忙吗?累了吧?你们是年轻人,明天就会没事的…”

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亲人在身边。

“…家乡怎样了,更好了吧…”,“…你们今后都会很有钱的…”

因为你爱中国,也爱中国人。

你曾说过:“我简直不敢相信,在我的头脑中,从来没有将你们看作外国人,而德国人、挪威人、瑞典人,我却不认为他们是我的同乡。我感到我们彼此是邻居、同事、好朋友,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们。我在同你们交谈时,我没有顾虑过我应该怎么说这,而不该说那,我感到愉快的是我想同你们说什么,我都说了”。

谁知这次你走得太匆忙了,当时我们的电话还没打完呢。而今以後,给你的电话我们就只能打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了。

为你送行那天,那的确是个大晴天,孤独的小教堂处在开阔的荒地上,让人感到一种空旷的荒凉。当你乘着黑车,随着那悠悠扬扬,敲人心碎的钟声远去时,泪水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再也看不清你的身影。你带着对中国人的爱去了,留下的遗憾也许仅是你梦想有一天再去中国一次,而且在中国的每一个省市都可以遇到你的“老朋友”。

你去了,我们的工作之余,不会再有一位老人来关心问候,周末也不会从电话中听到你那庞大的“下周访问计划”了,中国同学之间,将不会再看到一位慈祥的老者笑呵呵的向我们走来。

在结束这个打往天堂给你的电话之前,我想告诉你。你不是十分关心中国人吗?你不是希望大家团结互助吗?你也许已经看到,在送别你去往天堂的葬礼上,你的众多的中国朋友不是齐心齐愿来为你送行吗?

永别了,Paul Baden。中国人最亲爱的朋友,我最亲爱的朋友。大家仍在盼望着你的电话。


为了永久的纪念

作者:郭纪捷

看着这张合影照片,我的眼睛又湿润了。照片上的一位银发的丹麦老人同我—他新认识的中国朋友—肩并肩站在办公桌旁,脸上漾溢出和蔼的笑容,显得那么愉快,那样满足。这位老人就是我们最好最好的丹麦朋友—老保尔(Paul Baden)。

那是我刚到丹麦技术大学(DTH)不久的一天中午。一位身材高大,步履缓慢的丹麦老人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同屋的中国同事向我介绍说,这是老保尔,每个星期他都要来这里一次,看望许多中国朋友,DTH 的中国人他几乎都认识。当保尔得知我是来自天津时更是格外高兴。原来他前些年去中国旅游,在天津住在友谊宾馆,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至今他还和天津的一位聋哑青年经常通信呢!老保尔称我是 Tianjin man,喜欢听我讲天津的新变化。我很快感觉到,他对中国人是那么亲热,对中国的发展是那样高兴。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这里竟有对中国这么亲切的丹麦老人!当他下一次来到办公室时,我请朋友为我们俩照了那张合影。我把洗出的相片送给他时,他开心地说:“瞧,这儿有两个 Tianjin man!”

半年时光不知不觉过去了。只要没有其他事情,老保尔每个周三的中午前后必定来我们的办公室小聚。为我们送来他录的中国新闻和电视节目,同我们一起吃、喝,还常常开个玩笑,象孩童一般的活泼。六月初的那个周三,老保尔见我们正在开会,就没有进来多坐。一周以后,又是老保尔约好见面的日子,然而却没能见到他的身影。隔天的早晨,听到老保尔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的噩耗时大家都惊呆了!我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只能让泪水尽情地流!

两天后,有二十多位中国朋友去参加老保尔的葬礼,着实让保尔的亲友和教堂的神父大为惊奇。听着教堂久久的、渐渐弱去的钟声,我心中默默的念道:老保尔,安息吧。你在天国一定会无比快乐,因为有这么多中国朋友在为你祈祷,为你送行!

一九九四、六


保尔先生给我们留下的

作者:姚青山

一九九四年六月九日, 很多哥本哈根中国留学生的电话里, 都传递着一个低沉的消息, 保尔因心脏病突发, 猝然辞世了。

十一日, 保尔先生的葬礼在距哥本哈根二十公里外宁静的NIVÅ小镇举行的当天, 是丹麦少有的好天气, 象保尔老人一样, 明亮而温暖。 教堂门前, 缓缓飘动着半降的丹麦国旗。 二十几个中国留学生抬着他们送给保尔的特大花篮, 也举着他们无法言喻的哀思来到保尔的身边作最后的告别。 花篮的缎带上写着: 最亲爱的保尔, 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你的中国朋友们。

教堂的牧师和保尔的亲友都为有如此多的中国留学生远程赶来并送上由许多高级鲜花栽成的大花篮而惊讶。 他们也许想不到, 这近一千克郎的花篮是用这些中国留学生微薄的丹麦人认为都难以生存的生活费买来的。 我们希望为保尔在通往天堂的路上铺满鲜花, 以解除他老人家的孤寂, 消去他老人家的疲倦, 尽快到达理想的天堂。留学生们按中国人的习俗, 膊上缠着黑纱。

当教堂的灵车载着保尔的棺柩慢慢离去的时候, 中国留学生们再也控制不住这离别的伤痛, 泪流满面, 低声呜咽。 再见了, 保尔, 一路平安。

保尔给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留学生的帮助是不胜枚举的, 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们离开家乡和亲人, 远渡重洋来丹麦学习和生活, 象是迷路的孩子, 语言、文化的差异, 工作学习的压力, 思念故乡和亲人的焦虑, 经济生活的困难, 都冲击着我们的心灵。 保尔象慈父一样关怀着我们的一切, 当我们遇到对方不会讲英语或收到丹麦文邮件的时候, 就请他帮助翻译甚至请他去现场联系。

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时, 保尔会解囊相助, 用他的话说, 我永远站在你身后。 当我们心情压抑或精神沮丧的时候, 他送来中文的圣经, 用基督徒的虔诚和父亲般的慈祥给你心灵的安慰。

我还记得你用 ‘把面包投入海边的波浪, 波浪会把面包再推回给你’的话说明善有善报、应多作善事的道理。 七十五岁的老人, 难为你对我们的事充满热情, 甚至在你临行前几天, 身体很疲劳, 但还乘车前来我办公室, 把我儿子的录像带还给我, 因为你还清楚记得六月一日是我儿子的生日, 恐怕我看这带子, 可惜我开会未能见你一面。 电话是保尔关心我们的重要工具。 除了每周一次乘车来访外, 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他的电话问候。 或许三言两语, 或许一阵长谈, 使我们常常感到安慰和依赖。 因为我住在丹麦人家里, 不便多有电话打进来, 保尔临行前几天, 我已决定近期安装自己的电话, 恰好房东妇夫又度假在外, 我便告诉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说如果愿意, 可以打电话到家里了, 等过几天电话安好后我再告诉新的电话号码。 遗憾的是还没在家里接到他一次电话, 他就匆匆离去了……

保尔,你希望和每一位中国留学生成为朋友,尽管有的人开始并不理解你,但终于被你的无私、真诚和宽容所感动,成为了你的朋友。又是通过你,许多中国留学生互相认识了,也成了朋友。 每当想起你在中国留学生聚会时愉快的面孔,我禁不住又凄然泪下了……

你虔诚地信仰基督上帝, 也希望我们相信, 你为我们向上帝祈祷过, 你告诉我,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 耶稣说: 不论你们以我的名义向上帝祈求什么, 他都会给你。 那么现在我祈求上帝把你带入天堂, 赐给你永久的快乐……


保尔走完了他平凡但却充满快乐的一生,一直到他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刻,他还在与他的中国朋友谈话,他最后留在脸上的是祥和的也是满足的笑容。他的中国朋友们带着鲜花和友情去与他作最后的诀别,人数之众多,使他的亲属和好友为之动容。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的微妙,又是多么的坦然。一份友情,一份真诚,足可以使苍天簌然。愿人情长在。

(注:本文原载于《美人鱼》杂志1994年第四期)

六十甲子与中国纪元法

毫无疑问,大家看了1994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那幅画,肯定会被那条活泼可爱的小狗带进一个欢乐的世界,更不必说这还是名画家韩美林之作了。但这幅画上却有一个不太妥当的地方,这应该归咎于小狗下面硕大的“1994”四个数字。我相信作者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告诉大家这幅画是创作于1994年,而是要告诉大家 “1994年是狗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每年元旦期间发行的生肖邮票上。1994年元月 5日邮电部发行狗年生肖邮票以后,许多人便会认为至少从1994年1月5日开始时光便进入了狗年,而实际情况则是,从1994年 2月10日开始,时光才进入狗年。中国的生肖以引起西方人越来越大的兴趣,本来西方人就难以区分公历与中国农历,再加这一类的错误引导,恐怕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中国人)会认为1994年就是狗年了。而实际上狗年和1994年的唯一联系就是这一个狗年是从1994年2月10日开始的。倒是纽约《时代》周刊较为精确地向全世界介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有独特纪元国家的新年在公历上的日期,并告诉大家不要忘记在那一天向相应国家的人们祝贺新年。另据纽约《时代》周刊1994年第1期报导,从1994年2月10日起,中国纪元进入第四六九二年,是狗年。

既然中国有着与公历不同的纪元法,那么中国的农历是怎样计算时间的呢?就每一年的日历来说,公历是按照地球与太阳的相对运动定义的,而农历则是按照地球与月亮的相对运动定义的。公历精确的一年中含有365.25天,所以公历纪元每四年一闰(中国人称之为“闰年”),即一般年份的2月份是28天,而每隔四年的2月份有29天,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四年过一次生日,因为按照公历,此人的生日在2月29日。农历的一年则大约含有353天,比公历的一年少大约12天,所以农历纪元中每五年闰两次(中国人称之为“闰月”),至于说闰哪一个月,则有更进一步的规则。简单说来,“闰月”是根据节气来定的。一般来说,农历的一个月中有两个节气,如果某个月中只有一个节气,那么这个月的下个月将为“闰月”,即重复这个月。所以说,农历的正月初一与公历的元月1日之间的有着不固定的关系。按照中国纪元,如果某个人的生日所在的那个月“闰月”,则此人在一年当中将会过两次生日(从这种意义上讲,西方人实在应该尊循中国纪元法,因为他们对生日的重视程度决不亚于圣诞节)。

大家都知道,公历纪元是从传说中的耶稣诞辰开始的,即耶稣出生之后的第八天(一星期之后)定为公元1年元旦(往回推一下,也就是说耶稣降生在公元0年的12月25日,这就是为什么圣诞节定在每年的12月25日的原因)。那么中国纪元又是怎么开始的呢?如果纽约《时代》周刊上的数字准确的话,那么传说四六九二年以前,人类开始了自己的纪元,并选定天干和地支作为纪元法的基本要素。十个天干与星球运转相联系,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个地支则与时辰相对应,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了便于记忆,人类选定十二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来作为这十二个地支的代号,这就是所谓的“十二生肖”。那么十二种动物按怎样的顺序排列呢?人类便让这十二种动物比赛看谁跑得快,谁跑得最快,谁就作为第一个时辰的代号,并以此类推。比赛的结果,这十二种动物是到达终点的次序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分别对应十二个地支。有人会问:在当初的那场比赛中,为什么牛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会跑不过鼠这个小不点呢?据说鼠很狡诈,在比赛开始之前偷偷地爬到了牛的脑袋上,在牛即将到达终点时,鼠却纵身一跃而抢先一步到达终点,所以鼠在十二生肖中占第一位。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相结合(顺序排列为:“甲子”“乙丑”…“癸酉”“甲戌”“乙亥”“丙子”……,直至“辛酉”“壬戌”“癸亥”,共六十个组合),便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纪元法—六十甲子,即中国纪元法每六十年一个周期。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年至六十的人被称为“花甲”的原因吧,因为一个人若活到了六十岁,他(她)就已经经历了中国纪元的一整个周期,六十甲子中的每一个组合都经历了一遍。

与公历不同,中国人不会定义一个“中国零年”,而是把动物赛跑的那一年定为中国元年,并相应地把中国二年定为甲子年,那么四千六百九十二年之后的这个狗年便是第七十九个“六十甲子”中的第一个狗年—“甲戌”年了。十二年之前的“壬戌”年为上一个狗年,而十二年之后的“丙戌”则为下一个狗年。


附:六十甲子图

在知道公元1984年是“甲子”年之后,利用下面的六十甲子图,很容易便可以找出你自己的属相以及你在六十甲子图上所处的位置。但是,如果你的生日是在1、2月份,则需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知道你自己的生日在农历上的日期,否则你就得想办法找出你出生那一年的春节是在哪一天了。

甲子(鼠) 丙子(鼠) 戊子(鼠) 庚子(鼠) 壬子(鼠)

乙丑(牛) 丁丑(牛) 己丑(牛) 辛丑(牛) 癸丑(牛)

丙寅(虎) 戊寅(虎) 庚寅(虎) 壬寅(虎) 甲寅(虎)

丁卯(兔) 己卯(兔) 辛卯(兔) 癸卯(兔) 乙卯(兔)

戊辰(龙) 庚辰(龙) 壬辰(龙) 甲辰(龙) 丙辰(龙)

己巳(蛇) 辛巳(蛇) 癸巳(蛇) 乙巳(蛇) 丁巳(蛇)

庚午(马) 壬午(马) 甲午(马) 丙午(马) 戊午(马)

辛未(羊) 癸未(羊) 乙未(羊) 丁未(羊) 己未(羊)

壬申(猴) 甲申(猴) 丙申(猴) 戊申(猴) 庚申(猴)

癸酉(鸡) 乙酉(鸡) 丁酉(鸡) 己酉(鸡) 辛酉(鸡)

甲戌(狗) 丙戌(狗) 戊戌(狗) 庚戌(狗) 壬戌(狗)

乙亥(猪) 丁亥(猪) 己亥(猪) 辛亥(猪) 癸亥(猪)

(注:本文原载于《美人鱼》杂志1994年第二期)

遍布京城“面的”潮

说起回乡,那已是半年多以前的事情了;要说见闻,那也顶多算是旧闻了。然而那穿梭于京城大街小巷的“面的”却使我难以忘记。“面的”为我两次在京城短暂的逗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虽说我不是北京生北京长的“老北京”,但从大学毕业去北京工作到离开北京前来丹麦,总共也有六、七年的时间了,应该说对北京还是有相当的了解。有哪些大的商场,有哪些好的电影院,有几条小吃街,等等,一切尽在脑海之中。关于北京的交通状况,更是熟悉。除了那些关于有人被从汽车上挤下来摔伤乃至摔亡的骇闻以外,单单是我骑车穿梭于大车小车之间,时而还会有些机动车被我甩在后面,就足以使人想像北京的交通该有如何得拥挤了。

离开北京不到两年的时间,京城的变化可大了。且不说“燕沙”“赛特”“蓝岛”等新起的高档商场,也不说“顺美”“望族”“皮尔卡丹”等迷人的高档时装店,单说那交通状况的改善,就足以让人惊叹不已了。二环路上先后架起了十几座立交桥,实现了全程无红绿灯,从而大大加快了北京这座古城的脉搏。虽说市内公共交通依然繁忙,但“自行车-公共汽车-小公共汽车-面的-的士”这样一种多档次的交通运输大大加快了人员的流动速度,使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从而获得一个最佳的效率-价格比。

刚出机场的时候,“面的”这个崭新的名字出现在我的面前,使我顿觉新奇。在我的记忆中,“的”这个字眼应该是从香港引进的。记得当时有一部香港电影叫做“巴士奇遇结良缘”,其中的“巴士”在北京我们称为“公共汽车”。后来又知道,在香港“巴士”还有一个兄弟叫“的士”,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出租汽车”。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进行,域外的一些名词开始登陆,人们开始把“乘出租汽车”叫做“打的”。从模样来看,“面的”应该是“面包的士”的简称吧。

北京的“面的”大都为黄颜色的“天津大发”,比同时运行的“小公共汽车”略小一些。既然被叫做“的”,就不必沿着固定的路线跑,这是“面的”和“小公共汽车”的主要区别。和“的士”一样,“面的”也有一个“基本起价”和一个“公里价”,其起价为十元人民币,十公里之内不再加钱,十公里以上,其公里价为一元人民币。乘坐“面的”大概只有乘坐“的士”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价格,而且可以放更多的行李或者坐更多的人,因而“面的”的生意大大好于“的士”。对于乘“面的”的人来说,坐十公里或以上的路程是最经济的,而“面的”司机则希望乘客上车之后,在十公里之内坐的里程越少越好,你坐的越少则意味着他的“效益”越高。或许有些时候,“面的”司机还会因为你刚好坐够十公里而显出略微的不满,但是一天的丰盈收获会使他心中的不悦很快地烟消云散。

(注:本文原载于《美人鱼》杂志1994年第一期)